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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矢志不渝终成史学大家——浅析赵俪生先生的求学治学历程及教育启示

2018-9-4 08:52| 发布者: 安丘大众网 |原作者: 赵立斌 赵加志 杨世清 分享到:

摘要: (接上期)大学三年 博学多才   1934年7月青岛铁路高中两个毕业班的近八十个人毕业,报名考大学的只有二十几个,他们或者成绩优秀可以考取公费大学,或者家庭富裕拿得起学费。考生们组成团体赴京赶考,其数学老师 ...
(接上期)
大学三年 博学多才
    1934年7月青岛铁路高中两个毕业班的近八十个人毕业,报名考大学的只有二十几个,他们或者成绩优秀可以考取公费大学,或者家庭富裕拿得起学费。考生们组成团体赴京赶考,其数学老师借了母校北师大的一间大教室作为宿舍,打地铺节省下了旅馆费用。大教室里的考生分两派,一派是终日坐在地铺上拿着大学历届考试题目苦苦揣摩的“沉潜派”,一派是到处玩耍游览名胜的“高明派”。赵俪生当属后者了,理由是“把脑子用得疲倦了,临场抓瞎还不如叫脑子清朗清朗,临场好用”。他先考北大再考清华,“清华试卷,无论文理,一律横行,自左而右,纸是洋纸,用钢笔书写。北大试卷,理科与清华同,文科用毛边纸,竖格,用毛笔小楷书写”。他两校考试成绩都很优异,同时被录取,“我考北大考得很成功,列榜第8名,这是全国考试,这个名次很不容易了”。因为家庭困难,赵俪生选择去了有公费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报到。
    赵俪生一进清华园就被那巍巍峨峨的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所震撼;被那古香古色的工字厅和古月堂所仰止。接着到财务科缴费、教务处注册、校医院查体。最后一项是到体育馆去接受从美国传播过来的,由高一级学生对新生进行的一场“洋训化”。先是“钻枪洞”,那是用军训用教育步枪穿插起的一条三角洞,钻洞人必须蜿蜒着躲过刺刀尖,匍匐出洞。然后是“端木盘”,木盘无边缘,上置一圆木球,沿着地板上白油漆曲线走,盘子里的球不能滑落,假如滑落了,就命你重来。这样的程序共有五、六个,最后一个程序是让你躺到草垫子上,由四人将你抬起上下用力颠簸后一甩,再命你起来到桌子跟前执行“盖章”合格验收,将紫色印章印在你的额头上,或者腮帮上、脖子上。他是被印在“后脖子梗上了”,让人惊恐的“洋训化”过程才算结束了。
    赵俪生报考外语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青岛家中的二姐已经出嫁,三姐继续做工维持着母女俩的青岛租房生话,根本无力继续支持他上大学了。当时清华也只是部分公费而已,真正完成学业每年也要需要上百银元,他高中阶段的翻译绝话就派上用场了,必须靠稿费维持学业,于是就拼命译东西。毕树棠先生怜才,给他提供了从图书馆西文部优先借书的方便,他从《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美国《新群众》等英文刊物上翻译了一些文章,投寄《大公报》、《益世报》、《时事类编》上发表,有时一篇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后来翻译的视野日渐扩大,从英美作品到苏、俄、日作品,从文艺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还学习做“索引”,博得张申府老师对赵俪生的赞赏。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后,他用一个暑假的功夫,一口气译完一部20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将译稿挂号寄沈雁冰先生,可见其翻译著述水平已经相当的高了。他凭借自身挣钱上大学,时至今日也是相当罕见的,这种自力更生的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和大学生们学习和弘扬的。
    清华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全国拔尖首屈一指的。赵俪生到了外语系学习后,却感觉学不到东西,有的老师照本学科了。这主要与先生的入学的英语水平有关,在高中阶段他就去了青岛的大学图书馆借了许多大学英语书籍刊物,通读吃透后就马上通宵翻译,多次在名报名刊发表译文赚稿酬上学。试想,现在的英语本科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又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翻译发表水平呢?客观的说,他英语的实际水平在入学前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老师讲课是针对本科一年级的,不是针对他的,感觉吃不饱没新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当然一本讲义吃几年的极个别情况也是有的,这些教师但也不会长久在讲台上的。
    清华注重培养“通才”,当时一年级不分系。赵俪生如鱼得水,他的《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是吴宓、《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逻辑》教师是张申府,都是赫赫名流。他还必修了《生物学》和《地质学》,旁听了史禄国的《人类学》和《古代人类学》。他特别喜欢“真正讲出东西来的”闻一多老师。闻先生在所教的科目上拼命下功夫,做了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搞考据、搞训诂,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就一下子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者旁听他的课”。先是旁听了他的《诗经》《楚辞》《唐诗》课后,又选修了他的《中国古代神话》课,窥察学习他的讲课治学方法。1946年7月闻一多先生惨遭特务杀害的噩耗传来,赵俪生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挑灯连夜赶写出《混着血丝的记忆——悼闻一多先生》,发表在当年上海《文艺复兴》刊物上,以示对暴行的抗议。他晚年从事“先秦文化史”的治学研究,再次“受教”于闻先生的遗著,细细品读着老师的学术研法感觉实在是“太精湛了”,不禁感怀闻先生:“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做他的学生”。从这个老学生对逝去多年老师的肺腑言语中,对我们做老师的启示是教育教学研究永无止境,永远在路上。
    赵俪生还积极参加学术团体和进步活动。担任当时的清华文学会的主席,是《清华周刊》和《副刊》的编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清华方面学生负责人。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他参加了全部运动的六次游行,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赵俪生都在清华的游行队伍中掌旗。还参与过去南京的请愿。曾任教育部部长他的同学蒋南翔当时对他的评价是:“我们看到你人很诚实,在与反动派的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由于活动多,一定程度上耽误了上课,有的任课老师课堂上见不到他,不理解也在情理之中了。赵俪生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与“左联”和文学会的同学志士们一起,为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危机命运去呐喊。他自己也进入了青年期旺盛写作的阶段,写了几篇创作小说,翻译了不少外国小说,特别是译了苏联中长篇小说《孤独》,明白了阶级分析法,为工作以后的史学研究做了铺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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